廉政文化，别于廉政制度，却又与后者相辅相承，并驾齐驱，共同在我们建设法治国家、昌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今天我们大力弘扬廉政文化，实有必要首先对其历史渊源、概念和特点作一番考究。

一、廉政文化的历史渊源

廉政文化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里源远流长。

从奴隶社会开始，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不同的历史时期，文明的表现形式、层次、水平迥然各异。奴隶社会开启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之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统治方式——国家，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和制度，相对于原始状态下那种以血缘为纽带构成的、依靠长老的能力和威望来维系的氏族社会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人类组织社会由自发变为自觉。但随着国家的产生，握有大小权力的各级官僚，由于掌握着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权，而这些权力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此许多人徇私舞弊、中饱私囊，将这种公共权力置换成为私有财富，腐败也就随之而来。作为它的对立面，同它一起产生的，便是廉洁。这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在相互斗争和博弈中同时存在，彼此影响，此消彼长，但谁也不能壮大到完全取代对方的地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伴随着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存在和发展；同样，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端丰富、人类的文明素质达到空前程度的情况下，国家将会最终消亡。既然国家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那么作为它的伴生物的腐败也将最终走进历史的坟墓。

从奴隶社会开始，腐败作为社会的一个顽疾就一直存在着。腐败之徒层出不穷，指导他们行为的思想、意识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心理构成了腐败文化。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我国历史上的廉洁官员也不断涌现。历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也大力倡导廉政，树立并表彰廉洁榜样，严惩贪赃枉法腐败之徒，形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廉政文化。应当讲，廉政文化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即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统治者所推崇、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敬仰和接受的文化；而腐败文化则属亚文化之流，虽然其顽固地存在，但却为主流社会意识所不容，属于典型的潜规则意识。

二、廉政文化的概念

何谓廉政文化？在界定这一概念之前我们先澄清一下廉政的涵义。廉，为官之品德，有人称之为“官德”。《周礼》对廉政有所谓“六计”之阐释，即考察一个官员政绩之好坏，须从六个方面来进行：“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亦即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这六个方面。《晏子春秋》中称“廉者，政之本也”。《汉书》有“廉，察也”的注解；《淮南子》引申说：“廉”，“不以奢为乐”，注“廉，犹俭也”。“察”是勤察违法乱纪官吏和民间疾苦的灾害，而及时惩办和整治；“奢”即浪费资财，与勤俭相对立。

何谓“政”？《论语》中记载，孔子在回答孝廉子问政时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此处之“正”即为公正、正派的意思，意即政治的根本意义就是公正无私、光明磊落。

笔者认为，所谓“廉政”就是廉洁政治，包括公正廉明的从政心理、人文素质、政治制度、政治氛围和政治实践。其中的从政心理、人文素质、政治氛围即属廉政文化的范畴。而有关“文化”的定义有所谓广狭义之分，广义之“文化”，包括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狭义之“文化”则仅指精神，即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礼仪风俗等精神文化产品、文化传统和文化现象。由此可见，“廉政文化”中所称“文化”是从狭义上进行界定的。

综上，所谓“廉政文化”就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理论、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等的总和，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廉政文化的特点

文化，属上层建筑的范畴。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经济基础构成要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化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既有继承性、指导性，又有独立性。

（一）廉政文化的继承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历史的一种积淀和传承。廉政文化也非空穴来风。今天我们研究和强调廉政文化，如果仅从当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角度来考察，或者只看到我们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反腐倡廉取得的成就，那就未免过于片面和肤浅了。事实上，我国的廉政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少古代圣人和先哲都提出过廉政的思想，特别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居于意识形态主导思想地位的儒家学说，对廉政更是推崇备至。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人君只有实行“仁政”和“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赢得天下。“仁”和“德”即包含了“廉”的成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董仲舒主张“重义轻利”、“不与民争利”，提出了“至廉而威”的观点。后来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管是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还是取信于民的追求，都极力提倡各级官吏廉洁奉公，并制定了严刑酷罚来惩治那些不节之人。不少官吏受儒家思想熏陶，主动将“廉”视为操守和名节而保持之。例如唐高宗及武则天时代的明臣狄仁杰，宋朝的范仲淹、包拯，明朝的海瑞等都是古代官员廉洁之楷模。这些官员受到了老百姓的尊敬和拥护，被称之为“青天”。古代的这些有关廉政方面的伦理学说、国家理念、清官意识、百姓认同等构成了古代的廉政文化。

我们今天加强廉政建设，应该从古代的廉政制度和文化中汲取营养，而不应人为地割裂历史的纽带。封建思想包括儒家学说中有许多糟粕和落后的内容，理应摒弃；但对那些至今仍闪耀着理性光芒、培育我们民族灵魂的精华部分，我们应该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和发扬下去，而不能全面否定和批判。这些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民族传统心理之中，更容易被接受和效仿。

（二）廉政文化的指导性

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廉政实践密不可分。如果以廉政制度为标准，廉政文化是形而上的概念，而廉政实践则属形而下的范畴。文化是制度和实践的反映，却又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超脱于制度和实践。法律依实践和实现程度分为三个状态：实然，制定和应然。如果将廉政制度对应于制定法，廉政实践对应于实然法，那么廉政文化则应属于应然法。应然，即为追求的目标，是一种理想状态，它为制度和实践提供了理念指导和理论支持。

实践证明，廉政制度的建立及其践履过程，离不开廉政文化的参与。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拉开了“西法东渐”的序幕，开始大规模地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但戊戌变法及其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无不昭示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仅有符合时代潮流的先进的法律制度，而缺少法律文化的支撑和民众心理的认同，那再好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成为一种摆设。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谈到美国宪法时曾经指出美国的宪法虽然很好，但不能夸大它对民主制度所作的贡献，他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的艺术品”，[①]他认为，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制度的原因有三：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但“按贡献对它们分级······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②]这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心理和文化对制度实践的意义。

中国廉政建设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为澄清吏治、震慑犯罪，对贪赃枉法者“剥皮实草”，并将“皮草囊”挂在各级衙门旁边的土地庙门口示众，以儆后官，即使如此残酷的手段竟也挡不住贪官污吏们“前仆后继”。在当代，不管是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还是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提出的廉洁自律的要求不可谓不多，制度建设不可谓不健全，但为什么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呢？这几年还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笔者认为我们应从文化的层面作一番检讨。在一种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文化氛围和心理驱使下，制度推行有时会显得捉襟见肘。有人将制度称为廉政建设的“硬环境”，将文化称为廉政建设的“软环境”，不无道理。说它是“软环境”，是因为它虽然没有直接的强制的约束力，但它为廉政建设营造舆论氛围、提供良心支持、培养政治觉悟和人文素质。实践证明，廉政文化更具有深远意义。总之，只有从上述两个方面入手，软硬兼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使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廉政建设方能取得实效。

（三）廉政文化的独立性

廉政文化的独立性，突出表现在它的超前性和滞后性上。文化超前于制度，会带动后者的发展和完善；文化落后于制度，则会阻碍后者的实际执行。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落后于制度建设，使得制度的实施因缺乏文化的支撑而变得举步维艰。认识到廉政文化的独立性，就会增强我们建设廉政文化的紧迫感。

总之，明确了廉政文化的历史渊源、概念和特点，我们将会在今后具体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工作中，拥有厚实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方向指引。

四、高校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

党中央认真总结反腐倡廉的经验，认识到了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口号，并在2005年年初制定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作了具体表述，提出了廉政文化“五进”（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的要求。笔者认为这一举措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特别是廉政文化进学校尤其是进入高校意义重大。这是因为：

（一）高校的使命所决定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③]。“明德”是“大学”的第一要义。今日之高校固然与古之“大学”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其宗旨而言却不无共同之处。高校肩负着传承文明、培育人才的重任。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包括政治文明。而廉政文化同属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范畴。高校要传承文明，必须将廉政文化的培养、训练和传播视为己任。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这些人才毕业以后将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事不同的职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会走上不同的领导岗位，甚至是手握重权、炙手可热的职位。诱惑将随之而来，考验不可避免。如何使他们守住自己的道德防线不被金钱所收买，不被名利所折腰，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需要我们研究。对高校来说，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种责任。从年龄上来说，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好这段时间及时给他们灌输廉政思想，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就会为他们今后的成长奠定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古人云：“学者政之出，政者学之施。学无异习，政无异术”[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世界是发展变化着的，人的观念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高校的教育成果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也不能奢望毕其功于一役，但在高校形成坚定的信念、信仰、信条，将会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显现出它的深远影响力。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创造了廉政建设的奇迹，固然与高薪养廉、严厉惩治等制度直接相关，但也与这两个地方高度重视廉政教育、重视廉政文化培养密不可分。他们不仅在高校开设廉政课，而且从小就给孩子进行廉洁、诚信教育，这些思想潜移默化地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扎下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不断积累而愈加坚定，大有“润物细无声”的收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该从这些地方成功的廉政实践中获得一些启发。

（二）高校师德建设的需要

如果说大学是思想的熔炉，那么每个教师都是铸造工程师。而铸块的形状、质量除取决于它的原料的质地外，还受到“铸师”们设计的模具的塑造。因此，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古人将教师的职责界定为“传道、授业、解惑”，首当其冲的便是“传道”，即传授做人的道理和传播文明的思想。而“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传”，教师对人类优秀思想的身体力践，往往具有比言辞更强的感召力和渗透力。所谓“耳濡目染，不学以能”[⑤]，教师的行为不仅为学生的日常行为所效仿，而且通过学校这个辐射源，推动整个社会思想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从而达到“行为世范”的效果。我们今天将教师的任务笼统地称之为“教学”。何谓“教学”？“务正己以为表，明礼仪以为教”[⑥]，“学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⑦]，因此，“教学”实际上就是教师素质的内造和外化。师德就是这种素质的集中体现。加强师德建设，我们就必须提高教师的廉政意识，使他们成为廉洁的榜样。

（三）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

廉政文化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应有之义。文化建设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中央决定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并将教育、制度、监督三者的关系定位于“教育是基础，制度是关键，监督是保证”。如果说制度解决的是“不能贪”的问题，监督解决的是“不敢贪”的问题，那么教育解决的则是“不想贪”的问题。一个人如何达到“不想贪”的境界？必须“清心寡欲”，而“养心莫善于寡欲”[⑧]，“欲不除，如蛾扑灯，焚身乃止”[⑨]。但如何去“欲”？必须加强教育。因此，在惩防腐败的系统工程中，教育是首要环节，也是基础性前提。古人尚以为“不教而诛”不合情理，我们更应将廉政建设立足于教育。“士清其源，而后可以修身而致用”[⑩]。通过教育，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和党纪国法意识，提高其政治觉悟和政治免疫力，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教育过程中，文化的建设不容忽视。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廉政文化氛围，使广大党员干部在耳濡目染当中得到熏陶，坚定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四）高校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需要

“欲治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许多仁人志士将其视为政治抱负。我们共产党人以“救国图存”为创立之基本目标，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此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共产党的任务便是“治国理邦”，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国富民强”的宏大理想。可要治国，首先必须“修其身”，因此党中央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方针。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便是修身的重要渠道和方式。党员先进性教育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三个代表”其中之一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廉政文化虽然古已有之，但因为它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倡导公权力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确属一种先进的文化，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必须树立廉政思想。当前一个阶段，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是共产党员修身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八荣八耻”其中两项便是“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廉政文化的核心就是培养人们遵纪守法、重义轻利的观念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洁身自好的意识，与社会主义荣辱观不谋而合、相得益彰。所以，高校必须把廉政文化建设与党员先进性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主题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教育党员和学生明荣知耻，遵章守纪，弘扬正气，鞭鞑歪风，使共产党员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

（五）丰富校园文化的需要

校园文化是一所高校长期养成的校园思想品格和氛围。为了适应社会的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要求，高校必须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相应地，校园文化建设也应当全方位立体式展开。它应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媒体文化五个方面。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是核心，制度文化是保障，行为文化是方式，媒体文化是载体。廉政文化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文明的晴雨表。在高校内普及廉政文化，一方面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提高政治觉悟，增强政治敏锐性，激发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行使自己权利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帮助学生养成廉洁诚信的思想品质。

（六）构建和谐社会的呼唤

在中国古代，和谐社会就是一种理想的大同社会。孔子所言的“致中和”，道家主张的“合异以为同”，董仲舒宣扬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的“天人合一”等思想充分表明，追求社会和谐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今天，以为中华民族谋福祉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所谓“和谐”，就是和睦相处、谐平共生。古人对和谐的探讨认为，天、地、人三者的融通就是最大的和谐，即所谓“天地人合”。“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其功能得到最大化的状态。胡锦涛总书记从六个方面归纳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即“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11]其中“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都对公职人员提出了要求。廉政，要求公职人员合法、正当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适应了和谐社会的基本政治需要。公职人员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必然会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执政者提出的政策与主张会顺利得到民众的理解、认可和贯彻执行。这样，上下一心，政通人和，不正是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吗？而腐败破坏了这种规则和安排，掌握公权力者贪污受贿，大搞权钱、权色交易，生活腐化堕落，百姓怨声载道，干部队伍的公信力急剧下降。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造成干群、党群关系恶化，甚至以社会冲突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破坏社会的安定，造成国家或地方局部或整体秩序的动荡。所以说，腐败行为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民将不信服，国将无宁日，和谐社会之目标亦将无从实现。

和谐校园是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谐校园，要求实现内部的和谐和外部的和谐。所谓内部的和谐，表现在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后勤人员、离退休人员自身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人际关系的融洽；教学和科研活动有序而不断创新，管理和服务工作有效而充满活力；所有人的权利得到尊重，尊严得到体现；学校的规章制度得到普遍遵守，秩序得到自觉维护；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提升，教师的能力得到充分展现。外部和谐，指的是校园与社会、校园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睦共处。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过程中，廉政文化起着独特作用，它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秩序，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助于学校事业和学生的健康发展。

五、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式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从高校教工和青年学生的心理特点出发，紧紧围绕高校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既要坚持和发扬好传统的教育方式，巩固教育阵地；又要与时俱进，不断创造新的形式，寻求新的载体；既要全面持久，又要区别对待。同时，必须建立“大宣教”格局，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形成廉政文化建设的合力。

（一）充分利用好传统的教育载体，巩固宣传阵地

高校要充分利用好传统的媒体形式，如：宣传栏、校报、校刊、校电视台、广播台等，大张旗鼓地宣传廉政的意义和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宣传栏主要用来张贴廉政教育图片和有关高校工作人员的廉政规定，公布案件查处情况；校报、校刊侧重于就一些廉政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就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制度和思想层面的剖析；校电视台、广播台要及时报道学校召开廉政会议、组织廉政宣传活动和廉政制度建设情况。

每年一度的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月是高校进行廉政宣传的重要阵地。按照惯例，活动一般安排在每年的五、六月份。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举行，有其重要原因和意义。首先，“七一”是党的生日，在党的生日前夕举办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活动，是对广大党员进行党性观念和党纪意识教育的绝好机会，是对党的生日的一份献礼，也便于跟其他纪念活动协调组织、同步开展，使其相辅相成、相映生辉。其次，高校毕业生大多在六月底就要毕业，离开高校这座“象牙塔”，在他们毕业之前，集中时间进行廉政宣传和诚信教育，有助于为他们踏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奠定良好的廉洁意识基础，这种意识同他们的母校一起将会在毕业生的思想深处留下深刻印记。再次，与学生毕业相关联，每年六、七月份是新教师职工参加工作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抓住这一机会，与其他入校培训活动相结合进行廉政宣传，有助于新教职员工在工作中淡泊名利、廉洁奉公。因此，为追求上述目标的实现，我们必须认真开展好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月活动。高校可以立足实际，集思广益，通过组织党课和读书活动、举办讲座和专题报告会，张贴和发放宣传材料，组织党纪知识竞赛和征文比赛，发动媒体广泛宣传等形式大力弘扬廉政文化，营造廉政氛围。

（二）与时俱进，注重实效

高校要遵循学校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将教育的知识性、政治性、思想性寓于生动性和趣味性之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提高其吸引力和感染力，积极推进廉政文化“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廉政思想是“两课”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教材是廉政文化宣传和培育的重要载体。高校在进行廉政教育过程中，要以教材建设为基础，除了挖掘整合现有学科的廉政教育资源外，还要对“两课”教材进行修订，增加和充实有关廉洁教育方面的内容。

要充分重视“两课”教育的实效。对于“两课”教育，现在许多学生上课精力不集中、开小差、厌学、逃课，考前仅靠突击背书应付考试的现象较为严重。“专业课认真听，选修课随便听，‘两课’不想听”几乎成了大学校园里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没有必要更没有理由板起面孔“义正辞严”地谴责高校学生的政治觉悟，而应该认真反思一下“两课”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授课内容、讲课形式上要进行全方位改进。内容上，不能照本宣科，“老调重谈”，要从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生活、历史事件、时事政治出发，引导学生更广泛地关注和了解社会，结合实际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廉洁诚信理念，树立他们的自尊心和廉耻心，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授课形式上，我们应果断地结束那种“惟师”、“惟书”的单纯说教式教育，而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引导学生参与课堂互动。这就要求“两课”老师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社会责任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掌握纯熟、深入研究；同时还要对学生关注的时尚前沿、政治动态、社会生活及时了解，这样才可能在课堂上紧紧抓住学生的思想脉搏。在这方面，高校许多“两课”教师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实践已经证明，高校“两课”教学不是“不可为”，关键在于“怎么为”。  

高校要充分发挥智力资源优势，组织专家学者和实践部门的同志定期举办廉政研讨会、座谈会等，积极吸收他们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深刻总结腐败行为发生、发展的规律，及时发现实践当中出现的新问题，认真探究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高校要建立廉政文化课题研究制度，鼓励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对校园内外腐败行为的成因、社会基础以及教育对策进行专题调查研究，对优秀作品进行汇编奖励。

要特别重视加强校园网络建设。网络是新兴的媒体形式，由于它信息量大、普及率高、影响面广，所以备受社会瞩目，也深得学生们亲睐。加强廉政文化宣传，应在校园网络上辟出廉政专栏，大力宣传我国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廉政思想以及我们党廉洁自律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解读重大案件实例，及时报道廉政动态，调动青年学生的积极性，吸引他们就廉政话题参与学习和讨论。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网络具有虚拟性和广泛复制、传播性的特点，网络宣传有其弱点和弊端，一旦出现失误，影响巨大。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加强对网络舆论导向的正确指引，防止对青年学生思想造成误导。

要鼓励廉政文艺创作，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廉政思想传播给大家。要经常性地组织党员干部、师生参观革命纪念地和反腐倡廉展览，使大家得到身临其境的教育。要组织观看廉政题材的电影、录像片、文艺演出，使大家在感受艺术熏陶的同时得到廉政启发。要通过组织廉政模范事迹报告会，让党员干部、师生的心灵得到震撼和感染，筑牢拒腐蚀、永不沾的坚强道德防线；要组织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参观监狱和劳改场所，听取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进行心灵洗礼，保持警钟常鸣。要定期举办知识竞赛、征文比赛、辩论赛等活动，普及廉政知识，传播廉政文化，弘扬廉政理念。此外，还可以通过发送廉政贺卡、廉政短信，赠送廉政台历等形式，使党员干部经常受到廉政的“关怀”。要积极打造校园诚信体系，探索建立毕业廉政承诺制度，引导学生加强对自身的道德纪律约束，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与联系，努力借助廉政文化建设拓宽学生就业渠道。

（三）既要全面持久，又要区别对待

廉政文化宣传必须全面持久进行，努力做到“七个结合”，即传统教育与现实教育相结合，党纪教育与国法教育相结合，社会公德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廉洁从政教育与诚实守信教育相结合，正面引导教育与反面警示教育相结合，长期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综合教育与专项教育相结合。

另外，我们必须走出一个思想误区，即认为既然廉政教育和监督的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那么廉政文化建设也主要针对领导干部展开。其实不然，廉政文化是一种全民的文化，需要全体公民共同参与、培育和呵护，这样才能形成廉洁从政的良好社会氛围和心理基础。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也要突出它的“全员性”，使教师、学生、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及全体员工都参与其中，得到熏陶。当然，针对不同主体，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应在内容上有所侧重，因人而异，有的放矢地进行。比如，对于高校教师，要侧重于职业道德宣传，强化“为人师表，行为世范”的意识；对于高校行政人员，要侧重于法纪教育宣传，树立“遵章守纪，依法办事”的观念；对于共产党员，要侧重于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积极实践者和党的纪律的忠实维护者；对于领导干部，要侧重于从政道德教育，使他们认清什么是真正的关心家庭、爱护自己配偶和子女的行为，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不要急功近利，“一失足而酿成千古恨”。对于学生而言，也要区别对待，对于低年级学生，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帮助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要侧重于反面警示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地位观、权力观和利益观。

（四）建立“大宣教”格局，形成廉政文化建设的合力

过去一直有一种认识，认为党风廉政建设是纪检部门的事情，其他部门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充其量也只是协助而已。这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相当有害的。党的十五大确定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中央纪委还专门下发了《关于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由此可见，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纪委承担的是组织协调职能，必须依靠其他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因此，在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内容之一的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中，我们必须结束纪检部门单枪匹马、单挑独斗的做法，按照上级的要求，建立由党委牵头，组织人事、思想宣传、纪检监察、教学科研、党群部门、学生社团等共同参与的“大宣教”格局，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形成廉政文化建设的合力。

总之，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意义重大，途径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我们只有认清形势，把握规律，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共同努力，才能使这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为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党风廉政建设，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与政治文明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