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经验教训，加强执政能力，促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卢少华 邢小兰

一个政党的政治目标是否代表了社会各阶层最大多数群体的利益要求，是衡量其先进性与否的主要评价标准，而能否将这些利益要求予以实现，则体现出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来讲，政党的生命力取决于她的执政能力上能否具有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最大政党组织，在最大层面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利益要求，而五十余年执政经验，又决定了她是唯一有能力实现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利益要求的政党。因此，完善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核心环节就是要让我们全体共产党员认清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性，将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方针。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又指出：我们要“认真借鉴和吸取世界上其他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注重研究和借鉴国外其他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有益做法。”这为我们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其执政的特殊规律，但是，研究和把握世界各国执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党自身先进性的契机。回溯历史上各国执政党的兴衰成败，其间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供汲取，可供借鉴。

一、认清执政党与执政条件和环境间的关系，在执政思想和党建方针上保持先进性，做到与时俱进。

现代政党制度起源于十七世纪英国的议会政治，此后，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宪政体制的发展以及选举制度的完善，无论是代议制国家、总统制国家还是君主立宪国家，以往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执政者逐渐演化为特定政党的党首或代表，这些利益集团在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中成为比较稳定的政党团体。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现代政党制度的内容，并成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基本方针。

考察世界政党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世界各国政党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针总是随着客观社会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做出相应调整。无论何种政党，一旦失去其先进性的依托和表现，便走上了下台的不归路。欧洲是政党政治的发源地，议会政治、武装斗争都曾经是各政党获取执政地位所采用的方式。但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前者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后者则逐渐淡出。在以欧洲社会党为例，作为欧洲左翼社会群体的主要代表，我们可以发现其政治理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多次革新，由意识形态型政党逐渐转变为现代全民性政党，称自己是“由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们组成的共同体”，在组织路线上采取联合主义策略。虽然政党组织从来不是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一旦某个政党获得执政地位，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总是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但是在宣传策略和手段上，西方国家的政党组织有意识地减少、淡化不同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差别，往往以宣扬其文化中的普遍价值观为中心，力图将自己描绘成广泛的人民利益的代表。之所以出现这些变化，其原因，主要与欧洲20世纪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对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民来说，暴力斗争已经不再被认为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最佳方式，在冷战的背景下，一方面是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另一方面，欧洲左翼、右翼政党却都对之加以弱化，以政治上的微调来解决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

事实上，和平与发展已经今天世界各国发展的主流，欧洲各国的社会党认清了执政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了其社会政治定位。而作为反面，我们则看到了非洲各国执政党的兴衰变化。五六十年代非洲大陆爆发了激烈的民族解放斗争，非洲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大部分在殖民国家接受过西化教育，但因为其代表了普遍民众的意愿，他们组建的政党纷纷在独立后成为各国的执政党。但在国家政局稳定后，许多非洲执政党并没有认清社会民众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待遇的强烈要求，要么在政体形式上左顾右盼，要么迷茫于地区间国家整合为一体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更有甚者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发动对邻国的战争。不久，非洲大陆重新陷入动荡之中，最初的执政党纷纷下台，教训极为深刻。

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许多西方政治学说被国人引入并加以实践，但无论是君主立宪制、代议制还是总统制，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军阀势力还是左翼民主组织，都未能将中国人民带出国破家亡的深渊。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了驱逐列强、平均地权的主张，迎合了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愿望，农民和产业工人成为党发展的深厚社会土壤。可见，共产党缔造带给人民光明的伟大新中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建国后，党在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改革开放后，党首先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度，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接着又在城市进行企业改革，将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要求，最终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方针。所有这些变革，反映了社会的需要，反映了民众的基本利益，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先进性，从而保证了我国的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坚持改革创新，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进步。”可以看到，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党建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着理论升华。我们党需要在各国执政党的兴衰成败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时刻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二、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牢固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

加强经济建设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对于各国执政党来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命题。民众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评价直接体现为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有没有可能实现发展，走向富裕。

未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提高社会经济水平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斯大林式经济建设模式在冷战时期成为苏东阵营的主要经济发展路线，结果与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不能提高，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欧洲战后复兴，本来为苏东阵营调整其经济发展策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的政治批判也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但是前苏联领导人受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固执地将重工业、军事工业为主要特点的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不仅导致了东西欧冷战加剧，而且，严重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冷战的失败，与其说根源于意识形态领域，还不如说是在经济能力上让苏东阵营无法维持下去。由此我们看到，冷战后的前苏联国家，虽然政党政治上发生了大的改变，但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上并未达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持续的政治动荡自然在所难免。

坚强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党的先进性建设，首先要做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往往意味着需要进行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在全社会内部进行利益再分配。在经济转型国家中，能否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关系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也关系到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否稳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文化、经济发展差异极大的地域内，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工业化，任务繁重而艰巨，这样的经济发展环境对我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做到科学地进行经济决策，要立足于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汲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党的执政能力的加强，永葆先进性，要做到依靠人民群众，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任何执政党的根基，都在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于反映社会大多数人的集体利益。单为一定阶层的经济效益而进行的调整，不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盲目接受一些新的经济理论，总会给执政党带来灾难。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以世界银行提供的“产业休克疗法”，改革传统产业模式，结果造成前苏联瞬间变为三流国家，国家资本为少数寡头所分割，形成了现在俄罗斯的寡头资本主义，大多数民众在改革中非但没有受益反而落入破产失业的困境，直接使苏共失去了执政党所必须的社会基础。因此，每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都需要广泛的征求最广泛民众的意见，求得他们的支持。只有让人民感到自己的利益在党的政策中获得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党才能真正成为大众的党，先进的党。

三、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建立在民主、法治的轨道内，要健全和加强执政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

纵观世界各执政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都需要将具体的执政行为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中，遵循已经被历史检验过的公认的权力运作规则，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民主与法治不仅是宪政的理念，也是许多执政党保持其健康机制的重要保证。反思前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的教训，党内生活不民主、个人崇拜严重，不仅让党群关系紧张对立，也使党的作风涣散。许多政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和党的领导人、领导集团专权独断密切相关。美国共和党尼克松总统搞窃听，触犯法律直接引发“水门危机”，印尼总统苏哈托任人唯亲，搞家族统治，导致其政党崩溃。诸多政党的兴衰历史都告诉我们，是民主集中，还是个人集权；是科学决策，还是长官意志；是民主监督，还是等级制度，具体做法各类政党各有不同，然而后者总是以失败告终。

执政党的执政机制还包括与其它党派如何相处。有些国家的政党过分强调党派间的民族属性和宗教信仰，使得任何一个政党上台必然导致对其它不同政党的镇压，国家处于内战状态，这一点在非洲许多地区特别明显。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党一旦成为执政党且长期执政，不宜过分强调自己只是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必须兼顾最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平衡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关系，这样才能体现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民主集中制，但党在建国后的一些历史教训表明，这种机制还需加以完善。只有真正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才能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只有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使党在法制和社会监督的范围内活动，才能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社会认同感。

长期的历史经验形成了我国政党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机制。党作为执政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求大同，存小异，注意兼顾各层面的利益和要求，加强对各层面利益的协调。我们不搞多党制，任何党派的活动都必须在宪法和相关法律的框架内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协调各阶层利益，不是一味的纵容放任，尤其是对于那些打着宗教旗号搞民族分裂的势力，要坚决地予以打击。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关系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不可忽视宗教极端势力在部分地区的影响。实际上，现代主要文明国家实行的都是政教分离的政策，大多数执政党都不以某个宗教作为其构建的核心，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也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干预国民教育。

四、注重宣传媒体的管理和利用，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使舆论充分宣传先进典型，才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促使党的先进性的发挥。

西方国家宣扬其舆论自由、媒体独立。需要指出的是，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已经构成了其社会主流群体的共同话语。新闻报道也好，媒体宣传也好，都控制在社会民众对文化的普遍认同上。与此相应的是，非西方文明乃至非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对类似事件的报道往往采用双重标准。同样是恐怖事件，对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和“911”就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转型期国家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对于西方的文化入侵不予重视，其知识群体对于异质文化间冲突之剧烈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其媒体在一些事件的报道上失去公正、客观的立场，激化了一些本可以协调的矛盾。原苏东国家的共产党在媒体的管理上就很失败，死板教条的宣传报道对民众毫无吸引力，而在所谓公开性、多元化的政策下，又失去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结果舆论工具成了自己垮台的催化剂。

苏东国家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对思想文化建设，要讲究技术，借鉴和吸收一些西方国家比较发达的传媒学知识，不要把意识形态宣传搞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这样的宣传遗害无穷，特别容易造成广大群众的逆反心理。

可见，舆论宣传针对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件要客观报道。党来自于人民，依靠人民，要充分相信人民对事件的辨识能力。在当前社会转型期间，各种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党的宣传媒体还应当提高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的能力。面对诸多的矛盾，理性的判断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在思想上、政策上拥有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的能力，构建体系化的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机制，防微杜渐，积极预防，处变不惊，快速反应。同时，在出台配套的相关立法，做到法制化、程序化，迅速平息事态，恢复秩序。只有如此，才能在思想上、政策上做到先进性，稳固党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