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贡献[①]

胡尚元

摘要：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倡导党的优良作风，保持作风的先进性；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保持党性修养的先进性。

关键词：周恩来 先进性建设 贡献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积极探索和把握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执政党的党性修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观点，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

重视思想理论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共产党之所以是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有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②]列宁更加明确地提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这其中就凝聚着周恩来的贡献。

早在创建革命组织之初，周恩来就非常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他所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对共产主义“已有信仰”，而青年团的根本任务就是学习和宣传共产主义。为了清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影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旅欧党、团组织对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展开了批判，从而使旅欧党、团组织在建立之初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导地位。

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使周恩来更加认识到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保持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④]在这里，他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在深入分析当时党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基础上，周恩来认为，肃清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党的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中，他列举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种种表现，认为它“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因而号召“全党的同志，应坚决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⑤]针对那种企图仅靠增加工人成份来肃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主张，周恩来于1929年9月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明确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份来改变红军倾向的。”[⑥]这对其后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在把毛泽东思想这一当时最先进的理论体系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周恩来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3年，周恩来回延安。他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彻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⑦]他在整风运动期间所作的多次报告和讲话中，积极引导大家认清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方向。正是在周恩来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中共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保持组织的先进性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思想，列宁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并赋予它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加强民主集中制，保持党在组织上的先进性，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第一，他明确提出，要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针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存在的家长式的组织命令和极端民主化两种错误倾向，负责中央组织工作的周恩来一方面强调，要破除家长制度的统治，“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水平线。……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⑧]另一方面又指出，必须划清党内民主与极端民主化的界限：“我们必须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因此要扩大党内民主化；然而这种党内民主化的扩大，应该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这种扩大决不是无条件超越原则，扩展极端化。”[⑨]

第二，他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既要扩大民主，又要有高度的集中。但高度的集中与“家长制”有本质的区别。他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决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⑩]

第三，他强调，党的领导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他说：“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11]“党委领导的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12]

第四，他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周恩来认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党之所以能够保持统一，战胜敌人，严格的纪律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13]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党内有特殊党员的存在。党的纪律虽然是铁的纪律，但又建立在党员自觉遵守的基础上。“党的组织要发展党员的自觉性，……使一般同志咸能注意自觉地遵守纪律。”[14]

三、倡导党的优良作风，保持作风的先进性

党风是党的性质和世界观在行动上的体现。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并加强作风建设，才能保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方面。周恩来在这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过程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首先，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指出：“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15]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16]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他认为：“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同时，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17]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则必须坚持调查研究。他早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就高度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这个工作做的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18]

其次，他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强调：“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19]在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他更加强调：“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20]在周恩来看来，要做到在实际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一方面要注意向群众学习，另一方面还必须教育群众。他指出，一定要“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21]“要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22]他强调，党不能脱离群众，“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但是，又不能盲目地追随群众，“尾巴主义，随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23]

第三，他强调要在党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五四”时期，周恩来在天津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时，就把“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确定为成员必备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一直强调“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他告诫犯了错误的同志：“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想通了这一点，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承认和改悔呢？”[24]他指出：“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时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25]他还提倡要严于解剖自己，认真开展自我批评。他认为，犯了错误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26]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作自我批评：“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27]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中共“七大”上，他对自己在长江局期间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和三届政协三次会议上，他公开承认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而主要责任在中共中央，同时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周恩来襟怀坦白的高贵品质，使其成为在党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楷模，集中地体现了共产党人在作风上的先进性。

四、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保持党性修养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获得，使其能够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保持其人民公仆的本色，成为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集中体现。

周恩来在建国后很快就注意到并严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突出地强调要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自觉的党性修养教育，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他提出，党员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以此作为自觉进行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

一是“思想关”。他提出：“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28]他强调指出：“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29]

二是“政治关”。他指出：“不要以为我们是干革命的，立场就一定是稳的。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同时还要看我们的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看我们的党性。”他把立场问题作为“政治关”的首要问题加以强调，要求“我们要认真对待立场问题，过好政治关。”[30]

三是“社会关”，他认为：“中国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31]因此，他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世界。他尤其强调，过社会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改造是长期的。……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会关，换一个环境，那个地方的旧势力、旧习惯又影响你。……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32]

四是“亲属关”。周恩来尖锐地指出：“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看来影响你。”他特别指出了干部子弟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应该作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33]他自己在这一方面以身作则，给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五是“生活关”。在物质生活方面，周恩来指出：“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们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34]在精神生活方面，他提出：“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35]

党员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是周恩来针对建国后执政党建设的实际提出来的，涵盖了执政条件下党员领导干部保持先进性的主要方面，今天看来，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