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我校危机管理机制建设的几点对策建议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程伟

高校危机管理是整个社会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社会变迁的不断加剧和自身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高校的内外部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校在招生与就业、群体性行动、心理疾患、校园安全与事故、师德与学风等方面的各类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缘于高校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故而这些突发事件的社会关注程度高，传播扩散快，如若应对失当则极易损害高校的社会公信力及其在国内外的形象。从当前我国高校的整体状况来看，突发事件应对机制薄弱和应急能力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尽管我校自2003年SARS事件以来认真加强学校应急管理的制度建设和基层基础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与日益严峻的社会风险和危机管理形势相对比，也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分析总结我校的应急管理实践，笔者认为学校应当从如下六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机制的建设。

一是创新学校舆情工作机制。一般说来，高校信息技术设施齐全，学生及教师的信息技术和技能较高。利用好这一优势，就可以建立起比较有效的网络舆情工作机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一个舆情电话调查系统，一旦有国内国际重大事件发生，学校辅导员或者相关舆情收集人员会通过电话来调查学生的反应和下一步将要采取的行动。这种信息收集机制具有简单、方便、快捷、准确等特点。另外，鉴于网络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巨大影响，实施对BBS的实时监控是必要且可行的，这有利于把网络反映出来的信息作为危机管理决策的依据。又如，通过设立向全校师生公开的校长信箱，增加信息节点，并建立起由学生个体、社团组织、教师等组成的信息分析、整理、辨别、反馈及传递机制，可以使学校各方面情况及信息比较完整及快速地传递到学校决策层。有的学校尝试以学生、班长、学生会、学代会、辅导员、学生工作书记六类用户群的逐层管理，自入学伊始，就建立一份包含学生成绩、道德记录、诚信纪录、生理记录、心理纪录、职业间隙记录在内的电子档案，并随时更新，力图使之成为建立危情搜集机制的重要载体。[1]对于这一做法，建议我校予以观察和追踪，对其合理的经验及时地加以吸收和借用。

二是建立扁平型的信息传递网络。突发事件处置对速度、弹性和协作性的要求，难以容忍那种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形式存在。在现代社会中，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削弱了组织中间层在危机管理中的上传下达作用。压缩组织结构层级，缩减危机管理层次，由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向扁平型的横向结构转化，并赋予基层单位应急处置的适当权力，对于高校危机管理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结构扁平化与加强横向部门及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应当是同步的，这样就可以使危机管理的信息节点增多，整体合力增加。

重塑信息传递网络的目的是要实现危机管理信息的即时快速流动。在此方面建立和完善高校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很有必要的，它有利于在危机管理的各个阶段都能及时发布权威和真实的信息，实现与公众及媒体的良好沟通，引导公众舆论朝好的方向发展。为了保障在危机发生时相关信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决策层，国外经常使用的“紧急联络树”是一种可供参考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下，当危机发生时，任何发现者都可以利用写有决策部门和相关负责部门联系电话的“紧急联络树”，在最短时间内将危机信息传送出去。运用这种方法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要搞好策划与设计，保证每位学校成员能够很容易和很清晰地了解和记住“紧急联络树”的相关内容。

为了提高扁平型信息传递网络的效能，建议我校借鉴国外有关经验，着手组织编写“高校大学生应急处理手册”，以便使处在危机中的任何学校成员都可以按图索骥，有步骤和有秩序地进行危机应对。应急手册的内容不能一成不变，而应根据情况及时进行补充和更新。“大学生应急处理手册”的基本内容可以包含下表的内容。[2]

目前，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提出大学生安全教育要“进课堂、进教材、落实学分”，有关学校已开始进行试验和实施。在实施这一试验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运用为学生所易于接受的各种形式来开展教学或活动，如开发实验室软件进行模拟演练，观看影视资料或举行参观活动，请专家、学者举办报告和讲座，或请危机当事人现身说法等等，以求取得实效。其中，开展危机演练的好处在于能够使学校师生更真切地了解危机发生时的具体情况，以便抑制恐慌；同时可以使各位危机管理成员更加清楚自己的分工及相互间的配合关系，并有助于发现危机管理计划及预案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完善和修正。

四是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实现学校危机的公共治理。一般来说，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由决策系统、实施系统、咨询参谋系统及其他辅助系统组成。学校危机管理的决策中枢系统应由学校的核心党政领导组成，一般以三到七人为宜，其职责主要是针对危机事态进行决策并统一指挥应对危机，制定危机预警方案、危机管理计划及应急处理程序，建立善后修复与转化机制，指定合适的对外发言人等。同时，学校还应合理组建法律、卫生、心理、信息与宣传等专门委员会作为危机决策的咨询参谋系统，使之为危机决策及其实施发挥专业技术支持和服务的作用。危机管理的实施系统应当包括学校各个院（系）、行政部门、党团系统、学生社团、学校社区内的各类服务单位及组织，必要时还应通过一定的机制纳入校外相关的单位、组织及力量，其主要职责是具体开展危机防范、危机检测、危机控制及善后处理等工作。辅助系统主要是指学校内部那些拥有特殊专业技能、业务范围、特定资源、设备及能力，在危机控制中担负着某些特殊任务的部门（如后勤集团、学校医院等），它们是危机管理中的后勤保障系统。在加强组织体系建设的同时，还应对现代科技手段（如电子网络设备等）在学校危机防控中的运用给以应有的重视，不断提高学校危机管理的科技含量及水平。

鉴于目前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介入学校危机管理不够，资源整合不充分，建议以现有的学校组织架构为依托，多方面动员社会和市场资源，建立以学校为核心的多中心治理体系。多中心的治理主体除了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外，还应包括政府部门、社区、社会专业团体、企事业单位、媒体、家长会等。通过利用自身的信息与技术优势，各类治理主体可以为高校危机管理做出贡献。这其中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作用需要突出强调。从国际经验看，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危机应对中发挥着大量的救助服务作用，它们不仅在危机一线募集资金、运输物资、救助灾情、维护秩序、提供关怀等等，而且在危机后重建和秩序恢复过程中，从事着物资、人员、信息、技术等各方面的服务。[3]如果运筹得当，它们还可以扮演危机资源使用及绩效的监督者、危机隐患的预防者和专业建议的提供者、特殊群体需要的满足者等角色。另外，将市场机制引入学校危机管理的工作也需要格外注意。它有利于发挥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解除学校和学生的后顾之忧。

五是加强应急心理支持系统的建设。进一步加强学校危机管理心理支持系统的建设，优化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建议是：一是学校应进一步采取措施适当引进心理危机干预专门人才并对现有人才加强培养与或深造，对于政府相关的法规政策应结合学校实际创造性地执行。例如，北京市2005出台了《北京高校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疾病预防与危机干预大纲》，规定高校在每年新生入学时，要对新生心理状况进行测查，对排查出有心理疾病苗头的学生要建立相关档案；同时，要求密切关注测评中发现以及筛查出来的有心理障碍、心理疾病或自杀倾向的十二类学生。[4]对于这一文件，我校执行得就比较好，也取得了可喜的效果。类似的工作都应当这样开展。二是学校应切实建立心理危机的提前预防与教育机制。可以通过课堂教育、专家讲座、团队辅导、社团活动、网络匿名咨询等各种途径和形式，在学生中倡导和树立“尊重生命，珍爱生命”的理念，加强心理健康宣传和教育工作。可以创造条件开设一条24小时开通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在每栋学生宿舍楼的醒目位置张贴热线电话号码，确保需要帮助的学生能在第一时间内和相关的专业人士取得联系。三是建立心理危机干预的信息沟通及应急响应网络。应进一步明确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职能，以担负相关信息集散及相关资源调配的职责。在该工作网络中，各院（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总支）副书记直接参与危机事件的处理，院（系）心理健康联络员以及由学生党员、干部等骨干、学生社团朋辈辅导员等组成的基层信息员则主要负责早期信息的收集和上报，确保心理危机信息快速及时地传递。四是科学制定并规范心理危机干预流程。这是确保心理危机干预规范有序进行的关键。一般说来，有关心理危机的信息一旦传递到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中心即应委派心理咨询师全程参与危机事件的处理，整个处理过程都应严格按照“流程”的规定进行。五是建立与社会专业机构的合作机制。具体的合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如，可以通过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借助社会专业机构的力量来培养和培训学校方面的专业人才，将其纳入到学校危机心理干预的后备支持力量，提高其心理危机干预的质量和水平。

六是加强学校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法制建设是学校危机管理工作的基础，在此方面国外高校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美国南加州大学每年新学期开学都会给每一位学生和教职工发一本厚厚的学生指导手册。其中既有课堂政策、考试注册、性骚扰政策、酗酒吸毒政策，也有无烟区政策、学生社团政策、噪音政策、销售与筹款政策、旱冰鞋与滑板校园使用政策等等。在新生入学的学校介绍周里辅导员都会向他们一一解释这些政策。所有这些规章制度都是预防一些很小的事情演变成一场重大的危机。[5]国内高校在“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方面，有的成立了“法制办公室”，聘请专业律师为学校文件以及校纪、校规等进行审查和把关，对学校出台的不合法文件实行一票否决。[6]在此方面，我校也是属于走在前列的。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我校还可考虑再创新一步，进一步打造法制工作的政法特色与品牌。